他是个老人，独自驾了条小船，在墨西哥湾流捕鱼。出海八十四天了，连一条鱼都没有到手。前四十天，还有个男孩跟着。可是一连四十天都没捕到鱼后，孩子的父母就说，这老头真是晦气，倒霉透顶。孩子听从吩咐，上了另一条船，第一个星期就捕到了三条好鱼。看着老人天天空舟而归，孩子心里很难受。他常下岸去帮老人的忙，把成卷的钓线，或是手钩、鱼叉和缠在桅杆上的帆卸下船来。船帆用面粉袋打过补丁，卷起来时，活像是常败将军的旗帜。
　　老人瘦骨嶙峋，颈背上刻着深深的皱纹，脸上留着良性皮肤肿瘤引起的褐色斑块，那是阳光在热带洋面上的反射造成的。褐斑布满了他的双颊，双手因为常常拽住钓线把大鱼往上拉，镌刻着很深的伤疤。不过，没有一处伤疤是新的，每个伤疤都像无鱼的沙漠里风化了的沙土一样古老。除了一双眼睛，他浑身上下都很苍老。那双眼睛乐观而且永不言败，色彩跟大海一样。
　　“圣地亚哥，”他们从泊船的地方爬上岸时，孩子对他说，“我又可以跟你去了，我们已经挣了些钱。”
　　老人教会了孩子捕鱼，孩子很爱他。
　　“不，”老人说，“你在一条幸运船上，你可要待下去呀。”
　　“可是你记得吧，有一回你有八十七天都没有捕到鱼，可后来，一连三个星期，我们每天都捕到了大鱼。”
　　“我记得，”老人说，“我知道你不是因为怀疑我不行才离开的。”
　　“是我爸让我走的。我还是个娃娃，总得听他的。”
　　“这我知道，”老人说，“这很正常。”
　　“他不大有信心。”
　　“是呀，”老人说，“不过我们有，是吧？”
　　“是的，”孩子说，“我在露台饭馆请你喝杯啤酒，然后我们再把这些东西拿回家去，好吗？”
　　“干吗不？”老人说，“两个渔夫一起喝一杯。”
　　他们坐在露台上。有很多渔夫取笑老人，老人却并不生气。那些年纪更长一些的渔夫瞧着他，心里很难受，但他们没有表露出来，只是客气地谈论着水流、钓线漂入水中的深度、一连的好天气以及他们的见闻。那天收获颇丰的渔夫已经回来了，他们把枪鱼剖开，横着铺在两块木板上。板的两头各有一人抬着，踉踉跄跄朝鱼库走去。渔夫在鱼库那儿等待冷冻车过来，把鱼运往哈瓦那市场。那些捕到鲨鱼的人已经把鱼运到海湾另一头的鲨鱼加工厂里了，在那里他们把鲨鱼吊在滑轮上，取下鱼肝，割去鱼鳍，剥掉鱼皮，把鱼肉切成一条条的准备腌起来。
　　一刮东风，一股鱼腥味就会从鲨鱼加工厂里飘出来，飘过海港吹到这里。但今天风转为往北吹，后来风又渐渐地停了，所以只有一丝淡淡的腥味。露台上洒满阳光，很是惬意。
　　“圣地亚哥。”孩子唤道。
　　“嗯。”老人应道。他握着酒杯，回想多年以前的往事。
　　“我出去搞些沙丁鱼来，让你明天用，好不好？”
　　“不用了。玩你的棒球去吧。我还划得动，还有罗赫略可以帮忙撒网。”
　　“我想去。既然不能跟你去捕鱼，那总该帮点忙吧。”
　　“你给我买了啤酒，”老人说，“你已经是个男子汉了。”
　　“你第一次带我上船那会儿，我几岁呀？”
　　“五岁，而且你差点就没命了。当时我把一条鱼拖上了船，那鱼活蹦乱跳的，险些把船撞得粉碎。你还记得吗？”
　　“我记得那鱼尾巴使劲地拍打，撞断了划手的坐板，还有你用棍子打鱼的声音。我还记得你把我推到船头，那儿堆着一卷卷湿淋淋的钓线。我觉得整条船都在颤抖，我听见你在用棍子打鱼，就像砍树一样。我觉得浑身都是甜甜的血腥味。”
　　“你是真的记得，还是听我说的？”
　　“从我们第一次一块儿捕鱼那会儿起，我什么都记得。”
　　老人用他那双被阳光灼烧过的自信而慈爱的眼睛打量着他。
　　“你要是我的孩子，我就会带你出去冒冒险，”他说，“可是你是你爸妈的孩子，而且又在一条幸运船上。”
　　“我可以去弄些沙丁鱼来吗？我还知道上哪儿搞得到四个鱼饵。”
　　“我今天还剩下一些鱼饵呢，我把它们腌在盒子里了。”
　　“我给你搞四个新鲜的来吧。”
　　“一个就好。”老人说。他从未失去希望和信心。而现在就好像微风拂过，他的希望和信心都被鼓舞起来了。
　　“两个吧。”孩子说。
　　“那就两个吧，”老人同意了，“不是偷来的吧？”
　　“我倒是想去偷的，”孩子说，“不过，这几个是我买来的。”
　　“谢谢你。”老人说。他太单纯了，不会去想自己是什么时候变得谦恭起来了。但他知道他已经变得谦恭了，还知道这并不丢脸，也没有让他丧失真正的自尊。
　　“看这水流，明天会是个好天。”他说。
　　“你要上哪儿？”孩子问。
　　“很远的地方，等到风向转了再回来。我想不等天亮就出海。”
　　“我要设法让船主在很远的地方作业，”孩子说，“那样，要是你捕到一个很大的家伙，我们可以来帮忙。”
　　“他可不喜欢在太远的地方捕鱼。”
　　“这倒是，”孩子说，“但是我会看到一些他看不见的东西，譬如一只鸟在捕鱼，引诱他去远海跟踪鲼鳅。”
　　“他的眼睛有那么糟糕吗？”
　　“差不多全瞎了。”
　　“这倒怪了，”老人说，“他又没有捕过海龟，那才是最伤眼睛的。”
　　“但你在莫斯基托海岸捕了好多年海龟，眼睛还照样很好呢。”
　　“我是个怪老头。”
　　“你现在还有没有力气对付一条很大的鱼？”
　　“我想还有。何况我还知道很多诀窍。”
　　“我们把这些东西搬回家去吧，”孩子说，“这样我就可以去拿渔网捕沙丁鱼了。”
　　他们从船上拿了一应器具。老人肩上扛着桅杆，孩子拿着木盒，木盒里面装有一卷卷编织紧密的褐色钓线，还有手钩和带柄的鱼叉。船尾放着盛鱼饵的盒子，旁边有一根木棍，是用来制服弄到船边的大鱼的。老人的这些家什没有人会偷。但是船帆和沉重的钓线还是拿回家好，因为露水对这些东西有损害。尽管老人肯定当地人不会来偷，但他想，把手钩和鱼叉留在船上会是不必要的诱惑。
　　两人一起顺着路走到了老人的棚屋前，从开着的门进去。老人把裹着帆的桅杆靠在墙上，孩子在旁边放下木盒和其他渔具。桅杆几乎跟这个单间的棚屋一样长。棚屋是用王棕——当地人称做棕榈——的坚韧苞壳盖成的。屋里有一张床、一张桌子、一把椅子以及一方烧炭起火做饭的泥地。棕色的墙是用棕榈结实的纤维质叶子砌成的，那叶子被压得扁扁的，叠在一起。墙上有一幅彩色画，是《耶稣圣心图》，另一幅画是《科伯圣母图》，都是他妻子的遗物。本来，墙上还挂着一幅妻子的着色照，但因为他一瞧见便想起自己形单影只，就把它拿了下来，放在角落的一个架子上，一件干净衬衫底下。
　　“你吃什么呀？”孩子问。
　　“一锅黄米饭和鱼。你想要吃一点吗？”
　　“不，我回家吃饭。要我帮忙生火吗？”
　　“不用了。我等会儿自己来生火。或者我也许就吃冷饭了。”
　　“我可以把渔网拿走吗？”
　　“当然喽。”
　　渔网已经没有了，孩子还记得是什么时候卖掉的。不过，他们每天都要把这场戏演一遍。孩子也知道，那锅黄米饭其实是没有的，鱼也没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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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篇小说的确反映了社会经济发展某一阶段的普遍模式，这种模式甚至在现在的发展中国家还可以看到。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农业国古巴，传统的渔业文化（和工业化世界隔绝，贴近自然，脱离现代技术，受庞大的家族和紧密联系的村落的约束）开始受到捕鱼产业（依赖工业化的世界，不顾或忽视环境，依靠机械设备获取利润，受庞大的家族和地方村落的约束较少）的冲击。在《老人与海》里，一方面，海明威把圣地亚哥描绘成一个一心一意将捕鱼手艺与自身身份、行为准则和自然法则完美结合在一起的渔民；另一方面，海明威刻画了一些奉行实用主义的年轻渔民，他们把鲨鱼肝卖给美国的肝油产业，用这些利润购买摩托艇及其他机械设备，把捕鱼全然当做改善物质生活的一种手段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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